1937年编纂的《山西大学同学录》可见，自1902年建校起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，山西大学毕业的大量学生投身政界、教育界，或以技术人才进入实业部门。这些为数庞大、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人才，为清末民国山西乃至全国其他地方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就读于山西大学，后又就职于山西大学的山大前辈兰承荣先生便是其中之一。而由他在民国七年（1918）参与选址建设的山西省立第三中学校校园，则成为今日山西大学大同校区，可谓百余年来山大人投身山西教育事业、促进山西社会转型发展的薪传与回响。

兰氏是大同市阳高县赵石庄村的大姓。翻开1995年出版的《阳高人物志》，民国年间的大学生和留学生名单中，赵石庄的兰氏最为引人注目。当时阳高县在外读大学的68人中，赵石庄兰氏就有18人；留学国外的14人中，赵石庄兰氏就有4人。而有着“南有郭象升，北有兰向青”之誉的兰承荣声望最高。

兰承荣（1880-1931），字向青，号自我，自幼聪颖，过目成诵，受到大同知县的赏识。1902年进入山西大学堂中斋学习。1904年8月18日，山西巡抚张曾敭上奏选派留日学生，“由省城文学堂遴派学生三十人，以十人入速成师范习教授管理等法，以备开办师范学堂之用；以二十人入普通学校，习各门普通以期进求专门实业之学”。山西大学堂中斋派出官费留日生30人。兰承荣为“入速成师范习教授管理等法”的10人之一，同批还有同是赵石庄兰氏的兰承昌。

赴日以后，兰承荣先进入为中国留日学生特设的预备教育学校——经纬学堂，后进入明治大学师范部。与许多留日山西学生一样，兰承荣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。1905年，兰承荣与刘懋赏、赵戴文、徐一清、孟元文、谷思慎、荣炳等，带着《民报》《大义录》《猛回头》《革命军》等刊物和书籍提前回国。原因是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，山西巡抚张增敭、学政宝熙奏请创办山西师范学堂（1906年改名山西两级师范学堂）。于是，该年9月兰承荣这批曾被张增敭选派留日学习师范的学生回到太原，在山西师范学堂分担教课。兰承荣任襄办监学，并在初级简易科担任教员，教授博物并地理地文。

山西省教育会会长兰承荣像

辛亥革命以后，山西师范学堂短暂停课后恢复，于1913年改名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兰承荣民国三年（1914）二月到校，担任心理教员。在此期间，兰承荣应进入山西大学，担任预科国文教员，并于1916年8月改为专任文科教员。此后，兰承荣在多所学校代课。例如，1925年9月，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在校长赵丕廉和著名学者郭象升组织下，设立了高等师范部，后独立成为山西省立教育学院（1934年并入山西大学，称山西大学教育学院）。兰承荣与郭象升因共同的藏书爱好多有交游。郭象升撰于1914年的《太原市上购书歌》，关于兰承荣写到“向青卧室书为巢，夜读每至鸡三号。束修所入尽故纸，索债一任门频敲”。可见对兰承荣藏书之丰、读书之勤与购书热情的赞扬，因此二人经常互借、互赠书籍。也是这层关系，郭象升组织高等师范部后，兰承荣曾在此校兼任教员。据一些回忆资料，除了在太原高等学校代课很多，20世纪20年代，兰承荣还在太原云山高级中学代过心理学课。兰承荣具有出色的演讲才华，授课受到学生的喜爱。大概出于这种与学生的关系，1920年兰承荣为《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附设二部同学齿录》作序，1928年他又主编山西大学文科国文学类第五班《戊辰系同学录》并作序。

喜欢藏书的兰承荣著述并不算多，除了散见于报刊的几篇文章外，1930年他以兰自我署名撰写《孔门一贯哲学概论》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该书草轫于1922年秋，历时四年，杀青于1926年夏。据序论中自述，他长期任师范学校与大学教员，“主讲教育、心理及文学、哲学等科”，“其始亦尝颔首于排孔之论，疑孔学不甚适于今之时势”。后因主办山西省教育会之事，前往全国各地开会与交流，逐渐认识到国民性是教育、政治的基础，“国民性者，古代哲学思想之结晶也”，因而有志于编纂中国哲学史，遂成此书。随后，兰承荣撰写了《两千年来讲孔哲学大误解》一书，但书稿尚未寄出，因患肺炎医治无效辞世。

除了做教师，兰承荣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，也因对哲学的理解，受到阎锡山赏识。曾任山西省教育厅科长、山西教育会会长、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（因在文庙，又称山西圣庙图书馆，今山西省图书馆与山西博物院前身）经理、督军公署参事、民政厅秘书、省公署咨议等职，还与山西大学及省内学人共同创办晋新书社，可谓身跨政教两界。

按照最初规划，兰承荣这批留日学生中“入速成师范习教授管理等法”的10人，主要为开办师范学堂之用。这批学子回国后，一方面作为教员在各个学校授课，另一方面积极创办新式学堂。回国后的第二年，即1906年，兰承荣与同一批留日的冯济川、刘懋赏、徐一清、孟元文等10人，筹办了山西公立中学堂，后几易校名，于1913年改名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，是为今太原五中的前身。当时科举刚废除，校址便在曾做过山西大学中斋临时校址的贡院内。从中可以窥见，山西大学在开创近代山西高等教育的同时，也通过人才的培养，推动了山西中等教育的发展。

近代山西中学堂的发展，受到当时学制改革的影响。1902年《钦定学堂章程》（壬寅学制）与1904年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（癸卯学制）颁布后，山西各地纷纷设立中学堂，如1902年忻州的忻兴中学堂、泽州府中学堂、绛州中学堂；1903年的太原府中学堂、运城河东中学堂、临汾平阳中学堂、蒲州府中学堂、平定中学堂、代州中学堂；1905年的大同府中学堂、祁县中学堂等。

1913年以后，山西当局对全省官办中学统一命名、统一拨给办学经费，陆续形成了九所省立中学。1913年8月第一批是位于太原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，位于运城的山西省立第二中学校，位于大同的山西省立第三中学校，位于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中学校，位于宁武的山西省立第五中学校；该年11月第二批是位于临汾的山西省立第六中学校；1919年以后又有三所，分别是位于右玉的山西省立第七中学校，位于榆社的山西省立第八中学校，位于隰县的山西省立第九中学校。

其中，山西省立第三中学校的前身是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由云中书院改建的大同府中学堂。民国元年（1912）改为大朔中学校，1913年改为山西省立第三中学校。校址初占大同府城内云中书院，后占用贡院。与兰承荣一同留学日本的山西大学中斋学生孟元文为首任校长。1917年苑友梅出任校长。1918年，兰承荣帮助苑友梅（兰承荣学生）在大同县城西12里武周山前勘定旷地五顷余作为新校址（参见李茂盛主编、董剑云整理：《山西通史·人物（近代）》，2015年）。兰承荣还推荐了邻村的东小村人巩有贵负责施工。兰承荣娶东小村巩秀珍为妻，可能与巩有贵沾亲。他深知巩有贵的高超建筑技艺。巩有贵13岁时（1912）曾去蒙古库伦学习建筑仿古式楼堂馆所、佛寺庙宇、砖瓦烧制、绘画佛教壁画、各种佛像雕塑以及捏瓮、捏锼、捏泥人、砖雕、石雕等民间工艺（参见阎爱英：《晋商史料全览•家族人物卷》，2007年）。1918年回国后，巩有贵便在兰承荣的推荐下，承揽了省立第三中学的工程。历时三年后，1921年7月10日新校舍竣工，兰承荣从太原赴大同剪彩。校园建筑参照了天津南开中学的图纸设计，校园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制建设，中西结合、布局规整，据称有“北开”与“小清华”之称。

1934年山西省立第三中学校改称山西省立大同中学校。为了配合1935年至1937年《大同县志》的编修，省立大同中学于1936年4月和5月分别提交了《山西省立大同中学校舍平面图》与《山西省立大同中学校调查表》，为我们了解当时校园情况提供了珍贵资料。

《调查表》显示，当时山西省立大同中学校的校园建于民国七年（1918），占地一顷二十亩，由省库支领购地费五百余元，建筑经费八万余元。从修建经费数目一栏为空白可以推见，此时的校园大致保持1921年建成后的样貌，未做过多修建。其建置有：普通教室八座、特别教室及实验教室六座、实习场二处、图书馆一幢、办公室六处、职教员寝室二十二间、学生寝室六十间、自习室六十间、仪器标本药品图表室二处、体育器械室二处、会堂二处、成绩室二处、课外作业室三处、膳堂二处、储藏室四处、大礼堂一座、疗养室一处、盥漱室四处、浴室一处、教职员寄宿舍一所、工友室六处、厨房八处、茶炉四处、校园两处、住城办公处房院一所，厕所八处。据《山西省立各学校建置一览表》记录，还有应接、传达、游艺、理发、阅报、会计、延宾等室、书库、篮球排球网球足球等场、桃枣园。学校建筑沿着南北中轴线依次排开，可谓各种设施建置齐全的现代化校园。

山西省立大同中学校舍平面图（1936年）

解放以后，山西省立大同中学校几易其名。1949年改名察哈尔省立大同中学校，1952年改称大同市第一中学，1972年更名为大同师范学校，2003年设立为雁北师院大同分院，2006年更改为大同大学大同师范分校，2018年5月成立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。虽然校名不断变化，但是这座中西交融、环境优美的校园被保留下来，并在2006年被列入全国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24年6月28日，山西大学和大同市人民政府共建山西大学大同校区协议正式签约。这所山大前辈兰承荣曾参与选址、建设的美丽校园，在新的条件下与山西大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，成为山西大学的一部分，也成为山西大学赓续百廿薪火、服务国家战略与地方社会的新空间。（作者系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张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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